油价调整规则算法缺陷_油价调整机制的完善路径

1.提高发展什么放在重要位置

2.急求关于路径依赖方面的论文

3.如何促进能源供给体制化改革1000字

监管也被称为调控（alregulation）。控制活动的总称，研究干预市场的控制被认为是作为一个正式的经济学领域。管制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法院审理后，用普通法，反托拉斯法间接干预企业经济

活动;其次，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通过市场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国有化的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第四，监管机构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其中，由普通法，国有化，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活动基本上可以归类为的宏观行为，反垄断和监管是的微观行为。因此，总的来说，干预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宏观调控调控和微观经济性。

如上所述，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是一种行为，按照与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路径，通常可分为直接控制间接控制。由机构直接控制有关进入，价格，许可，认证，标准，收费和其他法规的规定和控制，直接应用到企业的市场行为。间接控制，是指由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反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司法控制。其中，可分为直接控制经济调节和社会调节。经济控制是控制的行业和金融业等特殊行业，如自然垄断性，社会性规制的企业行为，造成环境的污染和其他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与卫生控制。

为什么要控制？这个问题几乎是等同的问题，为何对经济的干预。

控制产生的市场失灵的链接，当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有效配置，市场失灵，通过控制缺陷进行纠正和完善市场机制，干预分配。通常是由市场失灵的因素是：市场力量（如：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的，内部的，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失败的公平分配，非价值的物品（如：毒品，武器的生产，等形成的市场），市场失灵（如：由于不对称的风险和回报，因此投资缺乏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和收益。这些市场失灵的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先决条件。

克服市场失灵是竞争政策治理机制的替代品。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彼此的替代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替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当的行动无法实现的最优配置，扭曲了分配的寻租，腐败和其他市场的表现，会有控制失效。当市场的要求是，希望放松管制。

调控和市场机制的运作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相互替代，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变化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运作，就必须有广泛，深入和系统控制的，同时，也必须控制在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交易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变化水平，并及时作出改革。 ：上个世纪30年来，美国经济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建立了控制系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基础上的概念，战争结束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监管僵化，市场和监管冲突。监管机构在同一时间有一个半立法，半行政和准司法权“三位一体”模式的控制，导致监管机构的扩张和控制的数量过多，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监管机构颁布法规年均7000件，监管成本平均超过64亿美元的美元，造成市场扭曲和低效率（Arrowetal，1996）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联邦行政机构进行了放松管制，私有化国有企业和私有化改革，1993年，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签署行政命令12866 ---控制和审计“，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控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是对的调控，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的控制也可能失败。在这个意义上讲，调整，变化和制度改革，就是要克服的两个“失败”，以寻求新的制度均衡进化。

控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重要手段，发行的法规。由于美国国会在1887年制定的“州际商务法”，批准成立的美国100多年的勘探经验，在的监管。率先实施调控市场经济的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并授予制定并公布了广泛的法规的权力，为了保护市场的健康运行，已先后批准了建立了一系列的监管机构，并在同一时间授予这些机构制定规则的权力，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效率的作用，立法和诉讼持续时间长，成本高，行政监督其结果是，在美国，灵活，成本低。，控制延伸到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从国会到行政机关立法转移重心的趋势，以及大量的法规出台。只存在在我国，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的管理，业务仅仅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延伸，监管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公平，公开，因此，规范市场秩序，这就要求作为担保的法律和法规。成立以来，建立市场经济，院和有关部委和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措施措施这些法律法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有些效果不是很明显，有的甚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不应急于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涨停价限价措施可能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发挥平抑价格会得到一些欢呼声。但会人为地抑制内部市场平衡机制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应该做的应该是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必要时，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增加市场供应，因为人们相信，将保证供应，恐慌性需求自然会消退，价格将失去玫瑰的支持。相反，直接干预价格限制业务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的中间部分，并没有改变消费者的预期，不能减少恐慌性需求。据经济学家的分析判断，不是真正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但主观感知的供应和需求情况，这也是可以在当地发挥作用，可以提供及时的生产和供应信息，消除消费者的恐慌心理，让市场回到合理供需平稳运行的状态。

>在同一时间，我们相信，人的生计面对的一系列大幅涨价的商品，应组织一定的资金和直接补贴最低收入群体。这不仅会不会扰乱市场机制来平抑物价的自然机制，但的市场份额小于市场上的一个补充。这不会来一些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过大，不损害市场体系本身。

<BR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希望通过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的控制，控制通胀，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因为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或从经验的角度来看，价格控制的方法来控制通胀，最后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南非和津巴布韦，通货膨胀到70倍，下令所有的价格也全部下降，当然，相当大的支持的人，但其实，不仅未能遏制过度通货膨胀，相反，价格的迅速崛起，在国民经济中作为一个整体陷入经济衰退，1940年代末，中国的通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BR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对成品油价格严格控制，这种控制以减缓通胀上升的压力，但这样做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相反导致的石油市场价格成品油价格管制和经济问题所造成的严重扭曲大，价格，如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压力更大，从2007年初的50美元上涨到目前的$ 130国内成品油价格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油价的变化，这是由两大石油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必须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由于两大石油公司不仅是一家公众上市公司，比例较高的市场价值在2主要油公司在的2主要油价格控制导致两家公司严重亏损，现货市场的投资者将用自己的脚投票了这样一个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这导致的整个股票的市场价格在同一时间，两大石油公司中石油损失惨重，不仅会降低两大石油公司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进一步造成了严重的国内石油短缺和增加石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

从目前情况看，广东，浙江和北京中所观察到的，由于石油短缺，许多运输车辆不添加油，如果它可以被应用到一点点油，但还有很长的队列排，花了大量的时间，前几天，在北京五环边的一个加油站货车司机，他告诉我说，他有2天在北京和其他燃料的不添加油，不仅货物车不能及时地运送到目的地，导致损坏的货物在运输途中还几次等待加油成本，由于石油短缺，而且还使一些加油站伪劣油，提高这些运输车辆成本变相增加的石油价格，但也势必要增加成本转移佳下游消费价格上去了，控制的成品油价格，不仅扭曲市场价格机制整体而言，建立成品油短缺，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效率，它已成为推动重要动机高的整体价格水平，例如，有用电农产品价格的结果，的价格管制控制的结果是如此

总之，在市场经济的基本面是什么？通过价格机制是企业和个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使个别企业调整其行为如果调控市场价格在市场上价格扭曲的市场价格变化，那么个人和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行为有可以不成为世界历史上，包括中国的改革和30多年的历史已经表明个人和企业在既定的约束，可以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的运作下，这是唯一的经济发展企业效益道目前的价格管制在某些行业和产品，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被低估

提高发展什么放在重要位置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认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要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面扩大融资、分散风险的合力，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

急求关于路径依赖方面的论文

提高发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置。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把提高发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推动公共向基层延伸，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的安全网、社会的稳定器，是全社会应对风险和危机冲击的坚实盾牌，更是凝聚民心、坚定信心的重要基础。

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系统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探索具有时代特征的基层善治新路径。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完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优化做强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实现省级统筹。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如何促进能源供给体制化改革1000字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内生性分析

[摘要] 本文从沉淀成本动态角度解释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我们发现,设其他条件不变,沉淀成本的有无是影响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最根本的约束条件.在没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依靠市场制度(价格信号)进行制度变迁.但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资产专用性,制度不完善以及高度不确定性,很容易发生沉淀成本.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沉淀成本

[作者] 汤吉军(11-),副教授,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对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两大类.一类强调产权结构调整的,实际上隐含设产业结构合理[1],忽略了体制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初始禀赋条件会对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另一类强调产业结构扭曲的,实际上关注了体制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初始禀赋条件[2],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市场不完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影响,无法看到历史,社会的,政治等初始状况对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约束.实际上,对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障碍,往往认为企业的规模和国有资产的购买力成为大中型企业改制的最重要,最普遍的制约条件(刘晓玄,1999),也有些学者遵循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障碍在于交易成本,主要与产权结构调整相关,忽略产权转移的利益损失.虽然关注了工人的社会性负担,并将转产和破产等视为存量调整的主要手段,隐含设资产具有通用性,忽略了资产专用性.张维迎(1999)涉及了经理剩余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即经理的经济性沉淀成本,忽略了工人,经理和所有者的经济性沉淀成本.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工人的社会性负担,为什么国有企业还不能自由退出市场 放弃国有企业产权并不是为了增进企业的效率,而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或者说是为了减轻因补贴亏损国企而造成的财政负担(王红领等,2001).既然如此,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的国有企业亏损时为什么不能依靠市场直接出售其生产要素以获得相应的要素收入,究其根本,到底是什么阻碍国有企业这一动态调整过程 在研究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时不可能脱离初始条件(历史,社会,政治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超越静态分析,从动态演化角度分析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为此,我们引入沉淀成本概念来探讨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解释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二,国有企业沉淀成本产生条件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由于经济主体信息完全,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处于一般均衡,因而不会发生任何投资成本沉淀,此时企业可以自由进出市场或产业.然而,因经济主体信息不完全,以及面临着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很容易发生沉淀成本.特别是在体制转型时期,产权不清晰,产业结构扭曲,高度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投资成本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而出现沉淀成本.由于沉淀成本概念本身是时间和状态变量,是动态演化分析概念,所以国有企业决策时往往考虑沉淀成本的存在.为了说明体制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沉淀成本及其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我们通过以下四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国有企业经济性沉淀成本

首先,是专用性资产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投入企业的生产性资产,由于只能用于特定的生产和服务,这样在企业退出某一产业而进入另一产业时,这些资产很难随企业被带入所进入产业接续发挥作用,难以回收投资成本,因而企业面临处置这些资产的障碍.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相当分散,而且沉淀在各产业中的资产又有相当大的规模,这样就为国有企业退出某些产业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固定成本转型过程中会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它主要包括:(1)离退休劳动力安置成本,企业退出后要给劳动力重新安排工作或重新培训,而这笔培训费用和转移费用往往很高;(2)因企业退出造成终止各种契约所必须支付的违约费用;(3)退出企业职工情绪下降引起的生产经营状况恶化,使企业收益减少等.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在这些国有企业理工作的职工更是数以千万计,一旦这些企业退出,能否支付这笔巨额劳动力安置成本,重新培训成本等,将成为国有企业退出某些产业最突出的问题,而且它将成为国有企业从某些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的关键所在.

最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忽略了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追求低补偿-高积累的政策,很少考虑折旧或者很少考虑简单再生产,往往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投资成本折旧不够,无法得到更新改造,最终形成很多无法补偿的投资成本.又由于在国有企业中忽略了适用生产技术,往往追求高精尖技术,导致很多机器设备初始价值下降而造成无形损失,也会形成大量的沉淀成本.

(二)原有经济体制既得收益在转型过程中会产生体制性沉淀成本

首先,是来自主管部门和地方获得利益障碍.尽管中央在对待国有企业实施产业重组上态度是明确的,但主管部门和地方仍然会设法阻止所属企业的退出,一方面需要维持自身的声誉,避免出现自我否定,这会带来声誉资产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主管部门和地方有自身独立的利益,让其所属企业退出本行业,无异于自己消灭自己.

其次,市场退出的决策主体错位.市场退出的决策本应由企业所有者(主要是出资者)做出,但对我国国有企业而言,由于"所有者缺位",退出决策成为部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公共选择的过程.从角度看,国有企业不会退出机制,因为这与国有制是相容的.如果允许退出,那么必然有非国有企业来接管.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不可退出,进而产生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不可转让性.同时,让一个亏损企业维持生产不仅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还显示当地的政绩,因而常常倾向于继续生产而不退出市场.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产权因素和债权因素的双层软化,维持亏损状态可以维持既得利益.

最后,来自企业"内部人"的障碍."内部人"是指由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共同组成的利益集团.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来看,由于在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上,缺乏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如果企业要退出,许多老职工应当得到那部分非工资就会丧失掉,他们自然会出来抵制企业退出.这里当然也包括职工不愿意退出国有企业复杂的"惜退"心理成本.

(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导致体制性沉淀成本

首先,劳动市场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目前中国的劳动市场发展缓慢,而且很不规范,国有企业职工在从某些产业退出时,借用现有的劳动市场实现大规模退出企业职工转移,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退出企业不得不付出一笔巨资解决职工的转移和安置问题.而且,企业与职工之间因信息不完全所导致交易成本也是阻碍职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也无法利用工资这一价格信号引导职工寻找就业机会.

其次,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信息更加不完全,资本价格无法发挥配置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退出时,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退出企业资产的迅速转移或变现,使资本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地方或部门去.因此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上,需要借贷和资本供求者必须支付巨大的搜寻,签约和履约等交易成本.

最后,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造成沉淀成本.产权市场是市场条件下实现配置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是市场退出的重要渠道.而我国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非市场化倾向明显,市场退出多数停留在"关,停,并,转"上,导致产权交易不活跃,不少产权市场还是有场无市,规模小,交易极为清淡,退出企业的资产和产权无人问津,加上中介组织不足,业务人员素质低,信息量少,中介服务功能不强,这一切都造成产权交易困难重重,加大退出成本.

(四)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形成的社会性沉淀成本

由于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中退出时,无法将原有企业部分离退休职工转交给社会,而必须自己承担这部分职工医疗,住房和养老金等成本.换言之,国有企业面临"企业办社会,债务负担和冗员负担"三大障碍,一并产生显著的社会性沉淀成本.企业办社会是就业,和保障三位一体的体制,不能随便解雇职工,如果解雇工人,需要承担起身份置换成本.冗员问题与企业办社会极其相关,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很难自由退出,因为身份一旦变化,,就业和保障将丧失掉.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不仅仅失去工资,而且还会失去和保障利益.如果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职工不会流动,阻碍国有企业自身调整.

三,沉淀成本与企业制度变迁模型分析

我们具体考虑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以比较有无沉淀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令It是经济主体在时间t 的投资数量,It=It++It—,It+为正投资,It—为负投资.It有助于增加经济主体控制的资本数量,如下式(1):

Kt= (1-a) Kt-1+ It (1)

其中,Kt 是在时间 t 资本数量, a 是固定的资本折旧率.我们理解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我们便可以理解其进入与退出行为.

在时间 t , 经济主体的利润函数为лt=R(Kt)-C(It), 其中 R(Kt)为总收益,C(It)为总成本.将等式(1)放到成本函数中会产生 лt=R(Kt)-C[Kt- (1-a) Kt-1]. 经济主体的利润约束为:

лt=R(Kt)-C[Kt-(1-a) Kt-1] (2)

此时,我们可以考虑It投资行为的符号: 当经济主体进行投资时,它可能为正 (It+>0);当经济主体在资本市场上不融资时,它可能为零(It=0);当经济主体负投资时,或者为负[-(1-a) Kt-1 如图1所示,由于S>s,这说明至少发生部分沉淀,一旦投资者投资失败,有可能因沉淀成本的存在带来滞后效应或锁定效应.不仅会影响退出,而且还会阻碍进入,这与标准的新古典结论不同,具体表述如下:

(1)沉淀成本将使经济主体没有任何激励参与资本市场.例如在投资行为2.

(2)沉淀成本可以产生不可逆行为和滞后效应.当初始条件消失时,特定的变化不会恢复原状,这说明滞后效应以不可逆效应为特征.例如,我们考虑经济主体在时间t处于投资行为2,在时间t+1处于投资1,在时间t+2返回投资2.这个经济主体将在时间t+1进行投资,但是在时间t+2不会进行负投资,尽管初始信号使经济主体在时间t+1进行投资,但却不会在时间t+2返回初始投资状态.

(3)在沉淀成本情况下不确定性对投资有不利影响.我们考虑经济主体有退出可能性.在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主体在后来的负投资时需要支付沉淀成本可能性,即遭受净收入损失可能性:沉淀成本越大,面对的可能性越大,投资的负激励越强.同时这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相互作用影响投资激励.

(4)沉淀成本构成进入壁垒.在某种意义上说,进入需要进行投资.这样,沉淀成本和风险相互作用阻碍进入.换句话说,沉淀成本和风险在一般情况下构成进入壁垒.

(5)考虑退出激励.考虑投资者的负投资(退出),而且有重新投资或重新进入的可能性.在有沉淀成本情况下,经济主体将面对后来重新投资或重新进入的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大,面对的沉淀成本可能性越大,负投资(退出)的激励越小.这表明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减少企业负投资和退出有负面激励,构成了退出壁垒.

因此说,沉淀成本与不确定性共同作用减少生产要素流动性,它们影响企业投资激励进行负投资(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本和不确定性使标准竞争模型难以成立,此时生产要素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在资产沉淀区域内,产品价格信号对指导配置毫无用处.换言之,沉淀成本越大,资产沉淀区域越大,产品价格信号越弱,越容易造成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反之亦然.同样,沉淀成本与不确定性相互作用减少流动性,它们影响企业投资激励(进入)以及负投资(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本和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使标准竞争模型难以成立,从而因Ss之间有差距而造成路径依赖.

由此可见,因高度不确定性,市场和制度发育不足,以及二手资产市场不完善,一旦发生沉淀成本,必然会阻碍企业所有者自由退出与进入.只要能够获得准租金,企业是不会退出市场的.同时,企业所有者还会取制度或政策来追求更多的准租金,降低或补偿Ss之间的差距,从而造成自身的路径依赖.

正是降低或补偿沉淀成本Ss避免出现利益损失这一基本动机,使企业所有者由事前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事后追求准租金最大化,例如取重新签约,一体化,垄断等非市场制度,从而造成滞后效应和锁定效应.

四,沉淀成本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将上面这一经济模型应用到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性,体制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约束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造成了极大的政策性负担.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完全,资产专用性和契约承诺的存在,不仅会带来经济性沉淀成本,而且还会带来体制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尽管国内学者大量关注社会性沉淀成本,但往往忽略经济性沉淀成本,特别是忽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沉淀成本的存在,往往无法解释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经济行为.

因此,在国有企业难以退出市场的情况下,沉淀成本必然影响国有企业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往往出现沉淀成本效应,并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说,"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准租金补偿沉淀成本,除了让国有企业之间取非市场制度退出外, 如垂直一体化,长期契约,信息共享等,还取各种经济政策,包括补贴和优惠财税政策,目的增加准租金.在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1)实行垄断,提高产品价格避免竞争,追求更多的准租金.

(2)鼓励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提高边际产量,创造更多的准租金.

(3)国有企业上市,实行股份制和债转股等,以增加准租金.

(4)尽量减少可补偿成本,减少工资和裁员等,以增加自己的准租金.

(5)实行税收或补贴,目的提高企业参与者的激励机制,目的获得更多的准租金,等等.实际上,这些措施可以共同作用.

由此可知,当这三类沉淀成本不全为零时,国有企业必然取非市场制度退出以及各种经济政策追求准租金最大化,直到准租金为零或负时无法补偿任何沉淀成本,他才会退出.否则,他会等待退出,类似于实物期权理论(Dixit and Pindyck,1994)[3].这一理性行为恰恰是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补偿沉淀成本这一过程,进而支配国有企业自身制度演变过程.因此说,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完全是其追求自身准租金最大化的过程,不退出市场并没有改变所有者的理性,从沉淀成本角度看,这恰恰是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理性所在.只有完全补偿投资成本,才能继续进行投资生产,否则因沉淀成本出现,不仅会出现财务危机无法进行再生产,而且还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为此,只有完全补偿沉淀成本,才能切断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才能顺利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否则,沉淀成本的存在会造成多重均衡.因而只有将降低或补偿沉淀成本作为制度创新或者政策创新的基本政策,才能加速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

五,结语

对体制转型,战略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微观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来说,如果处于完全竞争或完全可竞争市场经济模型中,即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没有任何沉淀成本,那么亏损国有企业会自由退出与进入市场或产业,会自发依靠价格信号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出现路径依赖.然而,因体制转型时期,市场不完全,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极大,国有企业动态调整过程时经济性,体制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十分显著,此时由事前利润最大化转向事后准租金最大化以补偿或降低沉淀成本,从而造成了路径依赖.这一经济现象实际上体现了国有企业追求准租金收入最大化补偿沉淀成本这一理性过程,解释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恰恰体现尊重沉淀成本,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分析.同时,我们也找到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于降低或补偿国有企业身上各类沉淀成本.因此,除了大力完善市场制度外,也需要大力完善非市场制度,特别是也需要在化解沉淀成本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或者降低沉淀成本,不论产权调整还是产业结构调整才能真正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否则,相关的经济政策出台有可能固化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难以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J].经济研究.1999,(06):15.

[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4.

[3] Dixit,A.,1980,"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Entry Deterrence,"Economic Journal,90(March):95-106.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转向质量的关键期，能源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上，到了由“大”变“强”的关键阶段。这一根本性的重大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更长远更广阔的视野，清醒认识，未雨绸缪，从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把握好国际竞争的新定位和新优势，确立能源战略的重点和措施。

1.制定能源战略，明确2050年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建设能源强国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从全球视野制定一个长远的、符合国情的、可操作的能源发展大战略：立足今后50年，至少考虑到2050年。根据能源发展规律，一种新的能源占能源总供应量的比重由1%上升到50%，替换周期平均需100年，大规模能源系统的建设周期一般需要20―30年，新能源从开始研究到推广应用的周期则需要30―50年，因此，能源发展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立足统筹。一是统筹能源与经济发展，既要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又要对化石能源消费提出总量控制目标，确定合理的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统筹国内与国外，既要发展全球性多元能源供应体系，又要立足国内解决能源缺口；三是统筹能源与、运输等外部因素，尽早建设煤炭运输新通道，即准格尔至集宁―正兰旗―多伦―围场―凌源至绥中芷锚湾，保障曹妃甸和芷锚湾两个深水港成为我国能源大通道的咽喉地位；四是统筹能源各部门、各环节的发展，合理规划输煤与输电，合理布局火电与核电，协调电源与电网的发展。立足国情，坚持因地制宜。大基地建设、远距离输送不是唯一的方式，从发展趋势看应鼓励小规模、低电压、分散型、就地消纳的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对不具备远距离输送条件，也不能就地消纳的，可暂缓发展或待机发展，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立足节约，形成节能优先体制机制。按照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的原则，合理控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消费总量。立足科技创新，抓住世界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历史机遇，提高整个能源供应的技术附加值含量。

2.完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保障能源安全供应。

树立并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能源安全观，全面注重油、气、煤、核等的供应安全，为国家安全及经济安全提供能源保障。取综合措施保障石油安全。一是加强国内油气的勘探开发，保持石油供应长期稳定；二是尽可能加入到国际合作架构中，全面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积极参与期货和现货交易，将市场作为获得石油产品的主要手段；三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和预警体系，在建立完善现货储备的同时，抓紧建设石油期货储备；四是把金融安全与石油安全合并考虑，建立外汇储备与石油储备的转换机制，使国内庞大的外汇储备服务于国家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统筹协调相关金融机构和石油石化企业，争取国际石油定价权，有效规避国际油价风险；五是积极稳妥推进石油替代。提高煤炭的安全、高效、清洁开和利用水平。在完成煤矿经营体制整顿基础上，应重点解决煤炭安全生产问题；煤炭开发从以扩大生产规模为主调整为建设安全高效现代化煤炭工业为主。建立铀储备机制，建成首批储备库。加快国内铀的勘察，在保有一定储量条件下，尽量多地利用国外铀。建设安全、经济、稳定、智能的电网和电力系统，提高电网抵御军事打击、恐怖活动、自然灾害的能力。

3.切实解决结构调整问题，为优化能源结构奠定基础。

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较长周期，欧美等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均用了20多年时间，才实现多元化，明显降低了对煤炭和石油的依赖程度。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必须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吸取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教训，在确保安全和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审慎发展核电。一是确保风险可控。建立对安全可靠性、核废料处理、环境影响、核燃料供应等风险进行控制的有效机制，完善新建电站的前置许可制度，全面评估安全和可靠性等问题，并给公众提供参与评估的机会。二是尽早实现关键部件国产化，加快核电设备设计和制造的自主化步伐，构建以核电机型设计为龙头的中国核电设计、生产、供应产业群，注重标准化建设。三是加快核电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解决水电开发的有序和面临的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问题。一是鼓励投资各方组织覆盖全流域的股份制开发公司，以效率最佳原则优化排定开发顺序，切实落实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协调建设。二是注重公众参与，建立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三是转变单纯补偿移民的做法，推进移民的土地流转权转化为资本投资的改革，切实维护移民权益。协调配套政策支持新能源发展。一是建立新能源发展协调机制，对新能源政策进行统一协调，避免政出多门影响政策整体效果的情况。二是调整政策支持重点，从支持上规模转到支持技术进步，从支持产业中游及设备制造环节转到支持上游研发和下游应用，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商业化运营。把发展天然气作为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途径，加快发展。一是调整当前的天然气依附于石油的发展战略，出台扶持天然气发展的政策，提高天然气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大力加强天然气输送管网和终端消费的开拓，协调天然气上、中、下游的规划，尽早建立公正、灵活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三是积极推动民营企业进入煤层气、岩层气开发市场，统一对煤层气开发的和基础设施管理，使煤层气和非常规天然气成为重要的补充气源。四是将储气库建设纳入能源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及早做好储气库选址及建设工作，确保供气安全。

4.确立节能减排优先原则，全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培育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允许能源密集型企业选择自愿减排协议进行减排；充分利用CDM机制，获取国际减排资金，承接节能减排技术的转移和扩散；逐步引入碳银行制度，为地区和重要企业建立碳账户，鼓励碳交易。建立绿色税收体系，用财税手段支持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提高税和环境补偿标准，将环境损害成本和耗竭成本反映到能源价格中；降低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甚至征收出口关税，减少能源以载能产品的形式出口；提高能源消费税，增加能源使用成本；研究开征碳税，对实施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项目，实行贴息优惠政策，加大对高耗能、高耗材、高排放、低效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传统火电机组改造升级，推广洁净煤利用技术，提高发电效率。根据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容量，科学安排中西部的节能减排指标，不搞一刀切，避免不必要的行政手段。确定行业能耗标准，实行优胜劣汰。确定各行业先进耗能量标杆作为奖惩基准，使行业节能有标准，避免年底突击“冲刺”指标。

5.加大能源科技投入，明确相关技术路线。

加大能源领域的科研投入，显著提高能源研发投入比重，激励创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重大能源问题科技攻关，研究和跟踪重大能源技术的变化趋势，实施重大能源工程的技术论证，明确相关技术路线和发展目标。鼓励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各类资金参与新能源技术研发；鼓励能源企业自主研发，对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给予税收优惠，为能源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增加能源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努力降低能源技术商业化应用的成本。

6.培育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能源企业。

完善行业管理体制，建立平等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催生国际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的跨国能源企业集团。鼓励扶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促使其成为能源企业的生力军，为能源企业拓宽做大做强的新机制。转变对中央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方式，根治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张扬政绩的行为。对竞争领域的能源企业，不再考核总利润，改为考核单位资产的利润率水平和资产负债率水平以及节能减排成效，引导竞争领域的能源企业追求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安全水平；对垄断领域的能源企业，如电网企业，不再考核总资产排名和总利润，改为考核单位有效资产的过网输电、配电的电量水平，引导电网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鼓励其积极消纳风电等新能源电量。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使能源企业走上内涵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7.深化改革，完善能源管理体制。

体制是实现战略和规划目标的保障，“十二五”期间必须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这是保证能源发展由大变强的关键环节。组建统一的能源管理部门，切实转变职能。只有组建一个全新的权责法定、职能清晰、适应国家长远战略发展、改革和国家能源安全要求的现代化的能源管理体制，才能实现历史性大变革和大跨越，为今后几十年发展奠定一个高效的现代化的体制框架和基础。应逐渐淡化行政审批等行政管理职能，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能源战略、规划和政策，调控能源总量平衡，保障能源安全，调整能源结构，推行能源节约，进行国际能源合作，管理能源信息的统计发布及预测预警，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支持能源技术进步等。推进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一是在电力行业，建立竞争、开放的电力市场，改革电价形成机制，建立同网同质同价的新电价体系，形成电网吸纳新能源的新体制。二是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加快石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减少对油品和天然气价格的直接干预；成立全国性的管网公司，实行输配分开，打破地域垄断，鼓励三大石油天然气集团进入对方区域开展业务，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格局；放宽民营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管网输送、石油化工、油品流通领域(包括批发和零售环节)的限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天然气管网的建设，同时加强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管网设施的价格监管；建立完善石油安全预警机制和战略石油储备制度。三是在煤炭行业，建立煤炭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促进煤炭清洁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我国煤炭工业在国家总体能源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体现。

8.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保障能源改革发展。

能源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为新的能源管理体制提供法律依据，为能源企业强盛创造好的法制环境；建立起一个“宏观调控、行业自律服务、企业自主经营、国有资产依法管理”的新的体制格局；建立一整套能源法律原则；构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调整能源生产、经营、市场、价格、安全法律关系，规范能源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权利义务；解决能源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难点问题。能源立法的重点，应立足于推动并规范能源行政管理体制和能源市场化改革。当前，能源工业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职能的转变已成为深化改革的制约因素，部门是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改革的每一步关键环节都取决于的决策和执行。能源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依法管理能源、依法推进改革。能源法律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明确总体思路。一是立法与改革同步；二是制定立法规划，分步实施；三是在先立上位法再立下位法原则下，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成熟一个抓紧立一个；四是积极支持地方能源立法，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五是坚持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之路。